世界快看：数字化转型不仅是科技部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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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十四五”规划对“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作出专门部署，要求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体现了国家对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

数字化转型是银行业对接数字经济的必由之路。近年来，部分银行以经营数字化和管理数字化为方向，构建数据驱动型创新发展模式，提升数字化运营和风控能力；部分农村金融机构紧扣国家政策，从助力乡村振兴政策方面发力数字化转型，打通农业融资内循环。

就中小银行而言，数字化转型工作面临哪些突出问题？要注意避免哪些误区？应采取怎样的转型节奏？5月12日，在“第二届农商银行百人会深圳会议”期间举办的“科技赋能与信创落地”分会场上，与会嘉宾围绕上述话题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中国银保监会统信部信息安全处处长于慧龙看来，评估数字化能力，可以关注几个主要指标，其中之一是人力资源密度情况，即每创造1亿元资产，对应需要多少人。据他介绍，2022年底，城商行这一指标平均为0.98人/亿元、民营银行平均为0.66人/亿元、农商银行平均为1.03人/亿元、省联社平均为2.08人/亿元。此外，电子渠道交易也是评判的依据之一，农村金融机构主要电子交易笔数替代率为76.3%，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作用正在逐步提升。

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据于慧龙列举，一是数字化转型战略定位不清晰——部分管理层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全局观，对数字化的技术和理解能力不深，认为数字化转型仅仅是科技部门的事，事实上，数字化转型是业务、技术的融合，需要全行联动起来；二是缺乏与银行已有战略的协同——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与银行自身的业务、战略不匹配，没有体现出差异化发展的比较优势；三是传导与执行困难——没有形成全行共识，存在高层热、基层冷，有的银行由科技部门牵头，但没有分解到业务部门，也没有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所以造成业务部门担心数字化转型会收缩自身业务的自主权和审批权，因而缺乏配合的意愿和动力。

除上述问题外，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信息官高峰补充，数据治理水平不强也是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数据治理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石，之后才是科技能力。”他表示，我国银行业自2018年起开始强调数字治理，其间历经3个阶段，分别是：为了满足监管的需求，为了满足自身数字化发展的需要，为了满足数字资产的需要。数据治理强调数据管理和数据应用，数据治理应该服务于业务，对场景有所帮助。

对应上述现状，于慧龙建议，各银行应加强顶层设计，数字化转型不能仅由科技牵头，而应是“一把手”工程，需要全行全面协同。“数字化时代，农村金融机构今后应同步考虑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以及外包风险问题。”他说。

融联易云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义君也关注到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风险防范问题。他认为，金融创新最核心的内容是流程符合监管和专业要求，一旦出现风险，将不仅是人的问题，也不仅是机构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和环境的问题，所以框架非常重要。新的大模型技术带来的风险是宽泛的，相关技术可能存在一定的隐蔽性。考虑到个体差异，常义君提示，不同类型机构应对技术风险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A类机构有成本，可以向大行借鉴并解决问题；C类机构自身没有独立的系统，只有一到两名专业人员，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科技风险、完全照搬照抄，效果不会令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