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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坐标——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革命文物特展”正式开放。
(资料图片)
本次展览展出馆内珍藏文物233件,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团圆》《赴朝日记》、林杉《上甘岭采访笔记》以及舒群、李蕤、黄谷柳的战地日记、家书……以此向英雄们致敬,向铭记英雄之名的作家们致敬。
张霁雯,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95后,“坐标”特展她参与了文案撰写。展览中每一段文字,由同事和她一起撰写、打磨,过了几十遍。也因为这次机会,她得以近距离接触这些馆藏文物,与70年前的那段历史产生更直接的联系。
看着70多年前的笔迹,张霁雯仿佛看到1951年到1953年,众多作家、艺术家跨过鸭绿江的场景。他们有的是战地记者,有的是赴朝慰问团成员,有的是中国文联赴朝创作组成员,他们到战场一线去,用文艺记录战地历史。
林杉《上甘岭采访笔记》(林杉家属提供)
在整理这些文献、梳理这些人的经历时,张霁雯发现,有的人三年里频繁前往战场,比如魏巍;有的人既参加过慰问团、又参加过创作组,比如黄谷柳;有的人为了收集素材,在慰问团、创作组之外又另行前往,比如巴金……
在他们留下的文字、图片中,鲜活的现场保存了下来,一种精神也保存了下来。
《赴朝日记》读后感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至今仍广为传唱。影片中,王成的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电影《英雄儿女》(1964)剧照
1964年上映的这部影片,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这部小说是巴金入朝采访后,经过酝酿沉淀创作出来的。巴金曾告诉女儿李小林:他到过朝鲜战场许多部队,英雄们的事迹使他感动,他集中概括了许多英雄形象,才有了《团圆》里的王成。
巴金曾两次赴朝。1952年3月,中国文联赴朝创作组17人奔赴战场,49岁的巴金是组长;1953年8月,巴金第二次去朝鲜。前后分别在朝生活八个月、四个月,巴金在部队感受战斗生活,收集了很多素材。
展厅里展出巴金的日记。
张霁雯读过巴金小说,也看过电影《英雄儿女》,这次看到了巴金的《赴朝日记》。同事从库房里把《巴金日记》调出来,看到第一眼,张霁雯惊讶于日记的“小”:“它非常小,大概跟我的手掌一样大,黑色封皮一个小本子。每一页密密麻麻的,正反两面写满了小字。”笔迹是连笔,但给人一丝不苟的感觉,张霁雯能感受巴金其人,也能感受战地写作的氛围。
细读日记,张霁雯第二印象是“以小见大”。“这些文字非常朴素,一眼看去都是流水账”,但串起来看是磅礴的历史,中间也包含着作家对普通人,对朝鲜人民、对人民军和志愿军战士的关心。
朝鲜成川郡香枫山“志后”的“地屋子”。(何孔德绘)
日记中,1952年6月28日晚,下了一夜的雨,巴金冒雨去板门店附近某部。因地理环境和作战需求,志愿军的营地是“地屋子”,就是挖地洞,外面看很隐蔽,什么也看不见,里面是木板墙、有电灯。“地屋子”往往在山上,巴金徒步翻过一座山,到时浑身已湿透。
营部安排他住在三连炮排的防空洞,快十点时,巴金“睡前出洞,雨很大,开城的老百姓应该高兴了。我也高兴。”开城位于三八线附近,巴金两个月前曾在开城活动。在这样的雨夜,巴金想到的是开城的老百姓。
力量何处来
李蕤也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在朝期间,他不少行程都和巴金在一起。巴金日记里,常见“早上去李蕤处”“和李蕤同去某人处”这样的话。1952年6月,巴金、李蕤还遇到了来采访的魏巍,三人同时同住。
1952年夏,作家与63军战斗英雄合影,自左至右:刘光子、王永章、魏巍、郭恩志、李蕤、李满。(魏巍家属提供)
6月28日那天雨夜,李蕤、巴金、魏巍一起出发,李蕤病了半个月刚痊愈,魏巍主动帮他拿行李。李蕤在日记里记载:“先是魏巍一个人扛,我替他拿着些轻东西,后来我们找到一根棍子,两个人抬。山很高,路很陡,上头下着小雨,真是汗流浃背,但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当他到坑道的时候,我看到巴金同志的脊背,在散发着热气。”
这天晚上,巴金想到开城农民,李蕤的感受是:“雨声淅沥,炮声隆隆,隔一个山头,便是敌人,心里有些异样的感觉。”6月29日早上,一觉醒来,李蕤看见自己鞋飘在水面上。防空洞灌水了。
简单吃了早饭后,他们去阵地上。因为小雨不断,巴金一路上眼镜不断被打湿,看不清路,摔了一跤,摔得“相当重”。巴金说,“不过我还有力量支持下去,站起来,就继续往前走。”到阵地上时已经成了泥人了。
在张霁雯印象中,作家每天都会面临各种挫折。作家们出发上路,经常在晚上,不容易被敌轰炸机发现。同样的道理,晚上上路汽车不能开灯,人也不能打手电。如此一来,走山路就常常摔。《团圆》中王芳出场时,“我”就刚摔了一跤,就是战地真实情况。
1952年3月28日,巴金与黄谷柳采访“万里号”驾驶员周光远,他原是112师文工队的通讯员,入朝一年变成熟练司机,安全行驶3万公里,没出过事故。(黄谷柳拍摄 黄茵提供)
坐车也会有事故。3月31日晚上他们去平壤,8点左右,车差点和对面来的大车相撞,翻沟了,好在人都没受伤。每天经历各种挫折,但有一种力量支撑他们走下去。
支撑的力量来自哪里?李蕤给妻子的信里写道:“到朝鲜战场后,才明确地觉察到志愿军不仅是我们的保护人,而且完全代表着新一代人的道德品质。这不必找什么英雄功臣,一个最平常的人身上也能看见。譬如,一个电话员,在炮火封锁中架电线,在困难的时候,为完成任务,就自动用自己的两手牵起电线,让电流从身上通过,完成一个重要的通话。”
《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赵先有烈士,坚守高地三天两夜后,敌人冲上阵地时,再三要求炮兵“向我阵地开炮”,与阵地共存亡。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从上甘岭到长津湖,从松骨峰到金刚川……
李蕤、巴金他们天天听说这样的事,天天与这样的人在一起,看惯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面对挫折会没有支撑的力量吗?离开战地之后,这些回忆都将在作家们的心中慢慢发酵,被融汇一起,写进文学作品里。
弯月与圆月
读过这些馆藏文献,写完展览的文案脚本,张霁雯还配合了展览现场的设计。
展厅里设计的上海巴金故居的书房。
展览第三单元“英雄儿女”,展出了巴金《团圆》和《赴朝日记》手稿,同时设计了两处场景,一是上海巴金故居的书房,二是“实景战地书房”。巴金书房顶上有一轮满月,战地书房的背景是一钩弯月。两个月亮的对应,是张霁雯的小构思。
1961年,巴金回国数年后,写出了中篇小说《团圆》。张霁雯想象,在平静的书房里,巴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想当年,酝酿出这篇小说。此时,战争结束了,大家团圆了,中国向来以满月象征团圆,张霁雯就想到了“月亮”的创意。
展厅里的“实景战地书房”
为了呈现巴金在朝的写作环境,展厅设置了“实景战地书房”。漆黑的坑道、凌乱的岩石、破旧的的掩体沙袋,还放了一把饱经枪弹的军号和一支旧旧的钢笔,让观众可以实景感受战地写作的环境。
这样的布置和设计,从李蕤日记、书信获取了灵感:“只能像蛤蟆一样趴在地铺上写字”,“上午就趴在石片‘桌子’上写,没有集中构思,写了篇流水账式的东西”……
与书房的满月相对应,“实景战地书房”的背景是弯月。
在《赴朝日记》中,张霁雯发现巴金的日记语言十分平实,如“昨天很暖,今天相当冷,旧历十月十一,月色朦胧。”巴金没提是圆月还是弯月,但与《团圆》的满月相对,《赴朝日记》就对应弯月。
两个月亮一对比,多了一层意义:战争带给人的遗憾,我们呼唤和平,期待弯月后的圆月,期待分别后的团圆。
从文案到展厅,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张霁雯对志愿军战士、对赴朝作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夜深人静,面对文案,她觉得有一种“平静的震撼”,难以用言语表达。一张照片、一页手稿,某一处小地方,呆呆看着,有时候就突然热泪盈眶。
照片里的笑容
魏巍写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几十年里不断有志愿军战士拜访他、铭记他。巴金等人也一样——第五单元“我同祖国在一起”展出了20余封信,是志愿军战士们写给黄谷柳的。
创作组成员赴朝的前一年,黄谷柳曾以《南方日报》记者的身份参加过第一届赴朝慰问团。1951年、1952年前后两次赴朝,他用相机拍摄下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和场景。本次“坐标”特展,黄谷柳的外孙女黄茵女士提供了众多照片。黄谷柳的镜头下,有志愿军指战员,有创作组的文艺家,还有朝鲜人民……
让张霁雯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张不太一样的照片。
黄谷柳,1952年10月6日,在烈士的临时坟地。(黄茵提供)
照片中是黄谷柳本人,怀抱着一只小猫。黄茵提供的释文说:“1952年10月6日,黄谷柳到烈士的临时坟地上凭吊,在281.2高地上,一只小猫从洞穴里窜出来晒太阳,黄谷柳把它轻轻抱起,请一位士兵给他拍下这张照片。”
张霁雯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她就知道,不需要多介绍烈士、猫,一瞬间就会受到深深的撼动。那只瘦瘦的小猫是战争另类的见证者,是战场上艰难生存的另一个生命,黄谷柳、烈士、猫、阳光,产生了非常温馨的化学效应。
黄谷柳是笑着的,他的镜头下也不缺笑容。1952年五一劳动节,开城举行运动会,黄谷柳镜头下,朝鲜妇女荡秋千,荡起二三层楼高;老大娘热情的跳着舞。
1952年5月1日,开城举行运动大会。黄谷柳日记里描述:“勇敢、活泼、热情、有毅力、乐观……”(黄谷柳摄,黄茵提供。)
巴金在日记里也有相似的观察,1952年3月,他“沿途看见朝鲜男女甚多,服装整齐,脸上带笑。”
1952年5月18日,黄谷柳回到开城,发现自己刚离开十日,花儿一下都开了,他拍下春花盛开的场景。晚上在日记里写:“春夏之交,百花竞放,自然界勃发的生命,给人一种永恒不倦、不断发展的真实感觉。”
展厅里的黄谷柳《赴朝日记》。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70年前,先辈留下这些文字、照片,留下他们清晰的时空轨迹,也留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留下了历史中一处闪亮的坐标。
来源:潮新闻 作者:宋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